摘要:
肝細胞癌(HCC)的形成是一個多步驟的病理過程,涉及異質(zhì)免疫抑制腫瘤微環(huán)境的演變。然而,所涉及的特定細胞群及其起源和對 HCC 發(fā)展的貢獻仍然很大程度上未知。在這里,應(yīng)用全面的單細胞轉(zhuǎn)錄組測序來分析毒素誘導(dǎo)的肝臟腫瘤發(fā)生和 HCC 患者的大鼠模型。具體來說,我們鑒定了 HCC 進展過程中出現(xiàn)的三個肝實質(zhì)細胞群,稱為代謝肝細胞 (HCMeta)、具有分化潛力的 Epcam+ 群 (EP+Diff) 和免疫抑制惡性轉(zhuǎn)化子集 (MTImmu)。這些不同的亞群形成了描繪肝癌發(fā)生動態(tài)景觀的致癌軌跡,其特征基因反映了從 EP+Diff 到 MTImmu 的轉(zhuǎn)變。重要的是,GPNMB+ Gal-3+ MTImmu 細胞表現(xiàn)出惡性和免疫抑制特性。此外,SOX18是GPNMB+ Gal-3+ MTImmu細胞的生成和惡性轉(zhuǎn)化所必需的。研究發(fā)現(xiàn) GPNMB+ Gal-3+ MTImmu 子集的富集與患者預(yù)后不良和較高的復(fù)發(fā)率相關(guān)??偟膩碚f,我們揭示了單細胞 HCC 進展圖譜,并發(fā)現(xiàn) GPNMB+ Gal-3+ 實質(zhì)細胞是導(dǎo)致免疫抑制微環(huán)境的主要亞群,從而導(dǎo)致 HCC 惡性。該研究于2023年11月發(fā)表在《The EMBO journa》,IF:11.4。
技術(shù)路線:
結(jié)果:
1、scRNA-seq 鑒定出肝癌發(fā)生過程中具有免疫抑制能力的 MTImmu 細胞群
為了研究惡性轉(zhuǎn)化過程中的分子和細胞特征,并探索 HCC 發(fā)展過程中肝實質(zhì)細胞群的進化路徑,我們對二乙基亞硝胺(DEN)誘導(dǎo)的大鼠在不同時間點(0、4、8、12、16 周)進行了單細胞 RNA 測序(scRNA-seq)分析 (圖 1A)。經(jīng)過質(zhì)量檢查,收集了 45,390 個來自大鼠肝組織的單細胞轉(zhuǎn)錄組。然后,我們使用統(tǒng)一流形近似和投影(UMAP)分析將所有細胞分類為T細胞、自然殺傷(NK)細胞、B細胞、粒細胞-單核細胞祖細胞(GMP)、單核細胞(Mono)、樹突狀細胞(DC) 、漿細胞樣樹突細胞 (pDC)、巨噬細胞 (Mφ)、中性粒細胞 (Neu)、成纖維細胞 (Fib)、基質(zhì)細胞 (SC)、膽管上皮細胞 (BEC) 和非惡性實質(zhì)細胞 (NMPC) --基于已知細胞譜系的特定標記基因(圖 1B)。同時,通過推斷染色體拷貝數(shù)變異(CNV)來區(qū)分惡性細胞(圖1B)。
接下來,我們收集了 NMPC 和惡性腫瘤,并通過聚類分析將它們分為 10 個亞群,以探索這兩種細胞類型之間潛在的中間狀態(tài)(圖 1C 和 D )。簇 1-3 傾向于表達與肝細胞 (HC) 代謝相關(guān)的特征基因,例如 Pon1、Cps1 和 Hnf4a,而簇 4-6 高度表達分化相關(guān)標記,包括 Epcam、Cd44、Cd24 和 Aldh1a1,顯示出強大的分化潛力(圖1E和F)?;谶@些觀察,我們在下文中分別將簇 1-3 和 4-6 表示為 HCMeta 和 EP+Diff(圖 1G)。簇 7-9 保留了一些 EP+Diff 特征(Cd44、Cd24 和 Aldh1a1),但它們特異性表達多種免疫抑制標記物,例如 Cd274、Mgp、Grn 和 Lgals3,以及淋巴細胞和骨髓源性抑制細胞 (MDSC) 招募趨化因子 Ccl5 和 Cxcl2(圖 1F)。鑒于其 EP+Diff 和惡性細胞的混合特性,我們將 C7-9 簇稱為免疫抑制惡性轉(zhuǎn)化子集 MTImmu(圖 1E-G)。重要的是,隨著肝癌發(fā)生的發(fā)展,HCMeta群體逐漸縮小,而EP+Diff和MTImmu的比例在HCC進展過程中以時間依賴性方式增加(圖1H),這表明建立腫瘤免疫抑制的動態(tài)進化模式微環(huán)境??偠灾?,這些結(jié)果表明在肝癌發(fā)生過程中存在一種具有潛在干性和免疫抑制能力的新型 MTImmu 群體。
2、人與大鼠 HCC 相關(guān) MTImmu 的跨物種比較分析
HCC 患者肝實質(zhì)細胞的本體發(fā)生和進化仍然是一個尚未充分探索的領(lǐng)域。為此,我們采用 scRNA-seq 來研究從四名 HCC 患者的腫瘤 (T) 和鄰近腫瘤組織 (AT) 中分離的細胞(圖 2A)。我們通過推斷 CNV 將惡性細胞與總細胞區(qū)分開來。同時,通過常用的特征標記來識別T細胞、B細胞、Mono、DC、漿細胞(PC)、Mφ、Fib、SC和NMPC(圖2B和C)。樣本中不同細胞類型的比例顯示,與 PCA 相比,腫瘤含有更多的 NMPC、Fib 和 Mφ,但 SC 和 T 細胞更少。
接下來,我們匯集了所有 NMPC 和惡性細胞,隨后將它們分為 11 個簇(圖 2D 和 E)。與大鼠的基因表達譜類似,人類(hC1)簇1是典型的肝細胞(HC)代謝組(稱為HCMeta),其特征為HNF4A、PON1和AGXT(圖2F)。此外,hC2-4簇以分化相關(guān)基因(GSTA2、HES1、ALDH1A1和CD24)為特征,因此被稱為EP+Diff(圖2F和G)。在保留 EP+Diff 特征的同時,hC5-7 簇還表達參與 MDSC 和 Treg 趨化性、T 細胞增殖負調(diào)節(jié)和干細胞維持相關(guān)基因的基因,如 S100A9、CXCL17、GPNMB、CCL20、LGALS3 和 SOX4。 hC5-7簇似乎是EP+Diff和惡性細胞的混合狀態(tài),因此我們將其稱為免疫抑制惡性轉(zhuǎn)化(MT Immu)(圖2F和G)。hC9-11簇顯示出參與糖酵解和糖異生、細胞增殖、EMT、血管生成和脂質(zhì)積累的惡性腫瘤相關(guān)基因(PEG10、ENO3、CCNB1和UBE2C)的較高表達水平(圖2F和G)。
根據(jù)大鼠和患者實質(zhì)細胞各亞群的特定基因表達模式,例如 HCMeta、EP+Diff 和 MTImmu(圖 1D-G 和 2E-G),我們使用 Garnett 評估了這些細胞的跨物種保守性(https://coletrapnell-lab.github.io/garnett/),一種基于回歸的機器學(xué)習(xí)分類器,用于識別細胞類型特異性基因表達模式。作為原理證明,機器能夠預(yù)測具有非常高相關(guān)性分數(shù)的相似子集。令人驚訝的是,機器檢測到大鼠和患者 MTImmu 子集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,特別是 C8、C9(大鼠)和 hC7(患者)(圖 2H)。此外,UMAP 顯示了特定基因的相似表達模式,例如 LGALS3、GPNMB、CD47 和 CD24,再次表明大鼠和患者之間 MTImmu 子集的保守性。
為了進一步驗證更多HCC患者中是否存在相似的細胞簇,我們下載了HCC患者的原始數(shù)據(jù)(GSE112271、GSE151530、GSE210679和GSE149614)。合并10例患者的樣本(實質(zhì)細胞超過1000個細胞)。然后,我們使用已知的細胞譜系特異性標記基因進行 UMAP 分析。實質(zhì)細胞分為 11 個簇。我們觀察到,來自鄰近肝組織(N)的實質(zhì)細胞與腫瘤組織緊密纏繞,顯示出與我們當前研究中發(fā)現(xiàn)的相似的簇。肝臟代謝特征基因(HNF4A、CPS1和PON1)高表達的簇5,8;簇 2、4 呈現(xiàn)干細胞分化潛力基因(CD24、EPCAM、CD47、LGALS3 和 SOX4);簇1、9和11過表達免疫抑制相關(guān)基因LGALS3和GPNMB,與LGALS3+ GPNMB+ MTIMMU子集極其相似(圖2F和G)。
3、MTImmu展示EP+Diff的潛在轉(zhuǎn)變
為了縱向觀察惡性細胞的起源,我們進行了 RNA 速度分析,并揭示了可能分別源自 EP+Diff 子集到 HCMeta 和 MTImmu 子集的多個分支的流形(圖 3A)。通過沿偽時間對細胞進行著色,EP+Diff的分支主要位于軌跡樹的起始區(qū)域(①),最終在一個分支中演化為HCMeta(②),或者在另一個分支中直接轉(zhuǎn)化為MTImmu(③)(圖3B和D)。 MTImmu 在正常組(NOR)或 DEN 治療后早期時間點(4 或 8 周)的樣本中幾乎觀察不到,但在暴露于 DEN 12 和 16 周的大鼠中顯著增加(圖 3C 和 D)。
此外,我們提取了從分支①到分支②的轉(zhuǎn)換中上調(diào)的基因。 GO分析顯示,與肝細胞功能相關(guān)的生物過程,如膽固醇代謝和穩(wěn)態(tài)、脂質(zhì)生物合成和運輸,在分支②中富集。同時,分支①轉(zhuǎn)變?yōu)榉种Б鄣纳险{(diào)基因在炎癥反應(yīng)、免疫反應(yīng)負調(diào)節(jié)、細胞分裂和干細胞維持方面顯著富集。一致地,作為肝細胞功能指標的幾個基因,包括 Pon、Cps1 和 Agxt,也在 HCMeta 中高表達(②,圖 3E)。干性相關(guān)基因 Mgp 和 Cd44 以及 Epcam 在 EP+Diff(①)和 MTImmu(③)中均富集;而 Lgals3、Gpnmb 和 Kdr 在 MTImmu 中特別升高(③,圖 3E)。
接下來,我們檢查了 HCC 患者是否可以觀察到這些現(xiàn)象。事實上,RNA速度分析表明EP+Diff作為潛在的根轉(zhuǎn)化為HCMeta、MTImmu和惡性細胞,而MTImmu表現(xiàn)出更傾向于轉(zhuǎn)化為不同簇的惡性細胞,這可能解釋了肝癌的高度異質(zhì)性(圖3F) 。偽時間分析發(fā)現(xiàn),在從 EP+Diff 到 MTImmu 的潛在轉(zhuǎn)變過程中,與免疫抑制(LGALS3 和 GPNMB)和干性(SOX4、EPCAM 和 CD47)相關(guān)的基因逐漸升高(圖 3G),表明干性和MTImmu 的免疫抑制特性??偟膩碚f,這些結(jié)果表明MTImmu具有免疫抑制和干細胞特性,并可能在HCC腫瘤發(fā)生過程中表現(xiàn)出EP+Diff的惡性轉(zhuǎn)化。
4、GPNMB+ Gal-3+ MTImmu 細胞表現(xiàn)出致瘤能力
為了驗證 MTImmu 群體的存在并對其進行功能表征,我們采用了通過外源注射原代 EPCAM+ 細胞并結(jié)合 DEN 治療誘導(dǎo)的大鼠 HCC 模型。我們從 GFP 標記的胎肝(13.5 天)中分選了原代 EPCAM+ 細胞,并將其注射到用 DEN 預(yù)處理 2-5 周的雄性大鼠中。受體大鼠接受 DEN 治療 16 周,同時使用 0.9% NaCl 作為模擬對照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接受 EPCAM+ 細胞的大鼠早在植入后 12 周就出現(xiàn)了腫瘤,而對照組則沒有觀察到腫瘤。此外,DEN 治療后 16 周時,受體大鼠表現(xiàn)出更高的腫瘤發(fā)生率和更大的腫瘤尺寸。此外,通過蘇木精-伊紅染色,EPCAM+細胞注射組在12周或16周DEN誘導(dǎo)的大鼠中比對照組有更多更大的微觀損傷。
為了研究將 EPCAM+ 細胞注射到肝臟中的效率及其隨后的命運,我們檢查了注射后 2 周時肝臟中重新填充的 GFP 標記細胞的數(shù)量。我們通過尾靜脈注射 1 × 108 GFP 標記的 EPCAM+ 細胞 3 次。流式細胞術(shù)顯示,獲得的1.6×1010個細胞中,有5.26%(即8.4 × 108 個細胞)源自注射的 GFP 標記細胞,表明注射的 EPCAM+ 細胞在肝臟中駐留和擴增。為了研究注射的 EPCAM+ 細胞的細胞命運,我們檢測了注射的 GFP 標記細胞轉(zhuǎn)化為惡性和 MTImmu 群體的可能性。隨后,我們在 DEN 治療后 8 周和 16 周的時間點追蹤了受體大鼠中 GFP 標記的 EPCAM+ 細胞。支持我們的假設(shè)的是,在 DEN 治療后 16 周時,發(fā)現(xiàn) Gal-3+ GPNMB+ (MTImmu) 和 AFP+(惡性腫瘤)細胞分別占 GFP 陽性細胞的 28.7% 和 14.2%。與這些結(jié)果一致,免疫熒光染色證實了受體大鼠腫瘤中 GFP 與 Gal-3、GPNMB 和 AFP 的共染色(圖 4A)。總之,這些數(shù)據(jù)證實了 EPCAM+ 細胞惡性轉(zhuǎn)化為 GPNMB+ Gal-3+ MTImmu 細胞的可能性。
為了用 MTImmu 表明 GPNMB+ Gal-3+ 細胞的身份,我們對 GPNMB+ Gal-3+ 和 GPNMB Gal-3 細胞進行了轉(zhuǎn)錄組測序。在 GPNMB+ Gal-3+ 細胞和 MTImmu 細胞的轉(zhuǎn)錄組之間發(fā)現(xiàn)了很強的相關(guān)性,表明它們具有重疊的身份(圖 4B)。為了表征 MTImmu 細胞的分子特征和功能,我們篩選了 1,851 個在 GPNMB+ Gal-3+ 與 GPNMB Gal-3 細胞中上調(diào)的基因(圖 4C)。這 1,851 個基因在免疫調(diào)節(jié)相關(guān)基因集中顯著富集。一致地,免疫抑制配體和細胞干性相關(guān)基因在 GPNMB+ Gal-3+ 細胞中高表達,而 HCMeta 特征基因在 GPNMB Gal-3 細胞中高表達(圖 4D)??傊@些結(jié)果表明 GPNMB+ Gal-3+ 細胞最有可能是 MTImmu 細胞。
為了測試 MTImmu 亞群的干性,我們進行了球體形成測定,發(fā)現(xiàn) GPNMB+ Gal-3+ 細胞在 24 小時和 72 小時時表現(xiàn)出比 GPNMB Gal-3 組更高的自我更新能力(圖 4E 和 F)。為了驗證 GPNMB 和 Gal-3 對干性的作用,我們敲低 GPNMB 或 Gal-3 并進行球體形成實驗,以評估 GPNMB+ Gal-3+ 細胞 1 周后的自我更新能力。 EPCAM+細胞中Gal-3和GPNMB的敲低顯著降低了它們的球體形成效率(圖4G和H)。免疫熒光 (IF) 染色證實了 DEN 治療后 16 周時 GFP 與 Gal-3 和 GPNMB 在大鼠腫瘤中的共定位(圖 4I)。此外,我們在EPCAM+細胞注射組中觀察到肺和結(jié)腸轉(zhuǎn)移的形成,并通過HE染色進一步證實。與 16 周 DEN 誘導(dǎo)大鼠的腫瘤一致,IF 染色在肺和結(jié)腸轉(zhuǎn)移中顯示出 GFP 與 Gal3 和 GPNMB 共定位的強烈信號。總之,這些數(shù)據(jù)表明 GPNMB+ Gal-3+ MTImmu 細胞在 HCC 原發(fā)性和轉(zhuǎn)移性微環(huán)境中均具有干性特征。
5、GPNMB+ Gal-3+ MTImmu 細胞抑制 CD8+ T 細胞抗腫瘤免疫
耗竭的 T (Tex) 和調(diào)節(jié)性 T (Treg) 細胞參與免疫抑制和腫瘤進展的事實已得到充分證實。我們根據(jù) scRNA-seq 數(shù)據(jù)中標記基因的差異表達,將來自不同時間點大鼠的 T 細胞分為六個不同的亞群:自然殺傷 T (NKT)、Tex、終末分化效應(yīng)記憶 T細胞 (TEMRA)、naive T 細胞、細胞毒性 T 細胞 (CTL) 和 Treg。為了驗證 GPNMB+ Gal-3+ 細胞的免疫抑制活性,我們通過細胞-細胞相互作用分析破譯了 HCMeta、EP+Diff、MTImmu 和 T 細胞亞群之間的配體-受體 (L-R) 相互作用。正如預(yù)期的那樣,T 細胞(尤其是 Tex 和 Treg)與 MTImmu 細胞的相互作用次數(shù)比與 HCMeta 和 EP+Diff 細胞的相互作用更頻繁(圖 5B)。在MTImmu和Tex之間的強相互作用中,存在多個免疫抑制配體-受體對,例如Cd274-Pdcd1、Grn-Tnfrsf1b、Bag6-Ncr3和Cd112-Tigit(圖5C)。同時,在MTImmu和Treg之間發(fā)現(xiàn)了多對相互作用,包括Ccl5-Ccr5、CD274-Pdcd1、Icam1-Itgal和Crlf2-Tslpr。
同樣,我們還從 HCC 患者的 scRNA-seq 數(shù)據(jù)中提取了 T 細胞,并將其分為七個亞群:NKT、Tex、記憶 T 細胞 (Mem T)、naive T、細胞毒性 T 細胞 (CTL)、黏膜相關(guān)恒定T細胞(MAIT)和Treg(圖5D)。有趣的是,絕大多數(shù)T細胞被捕獲在鄰近的腫瘤組織(AT)中,而浸潤到腫瘤組織(T)的總T細胞明顯減少。此外,NKT、Cyto T、MAIT 和 Mem T 細胞幾乎只存在于鄰近腫瘤組織(AT)中,而腫瘤組織(T)中的大多數(shù) T 細胞是 Tex、Na?ve T 和 Treg(圖 5D)。 L-R相互作用分析表明T細胞與MTImmu細胞形成緊密的聯(lián)系(圖5E)。一組與免疫抑制相關(guān)的 L-R 對在 MTImmu 和 Tex 之間表現(xiàn)出較高水平,例如 TNFSF9-TNFRSF9、LGALS9-CD44、LGALS9-HAVCR2 和 PRR3-TIGHT(圖 5F)。同樣,免疫抑制相關(guān)的 L-R 對,包括 SPP1-CD44、SIRPG-CD47 和 LGALS9-CD44,在 MTImmu 和 Treg 之間顯著富集。這些結(jié)果表明MTImmu細胞可能通過直接與T細胞相互作用發(fā)揮免疫抑制功能。
為了驗證 MTImmu 細胞對 T 細胞的潛在免疫抑制作用,我們使用分選的 GPNMB+ Gal-3+ 細胞和大鼠血源性 CD45+ CD3+ T 細胞進行共培養(yǎng)實驗,并評估 CD8+ T 細胞產(chǎn)生效應(yīng)細胞因子的情況(圖5G,左)。流式細胞術(shù)分析顯示,與 GPNMB+ Gal-3+ 細胞共培養(yǎng)后,血液中 CD8+ IFNc+ (21.2%) 和 CD8+ GZMB+ (45.3%) T 細胞的比例分別急劇下降至 10.9 和 21.1%(圖5G 和 H)。相反,當與 GPNMB Gal-3 細胞共培養(yǎng)時,T 細胞的比例沒有顯著改變(18.8% 和 33.3%)(圖 5G 和 H)。一致地,IF染色證實了腫瘤組織中GPNMB+ Gal-3+ MTImmu和PD1+ T細胞之間的共定位(圖5I)??傊?,這些結(jié)果表明 MTImmu 在肝癌發(fā)生過程中具有免疫抑制能力。
6、SOX18在GPNMB+Gal-3+MTimu細胞惡性轉(zhuǎn)化和免疫抑制能力中的作用
為了進一步探討轉(zhuǎn)錄因子在GPNMB+Gal-3+MTImu細胞惡性轉(zhuǎn)化過程中的動態(tài)變化,我們在大鼠和患者中進行了單細胞調(diào)控網(wǎng)絡(luò)推理和聚類(SCENIC)分析。根據(jù)對HCMeta、EP+diff和MTImu的TF活性的比較,我們在大鼠和肝細胞癌患者中確定了MTImu特異性的TF網(wǎng)絡(luò),包括Jun、Egr1和MYC,它們已被證明與免疫抑制活性有關(guān)(圖6A和圖B)。重要的是,這項分析還發(fā)現(xiàn)了三個新的調(diào)節(jié)基因HDAC2、SOX18和TEAD2,在大鼠和肝細胞癌患者的MTImu中顯示出更高的調(diào)節(jié)活性(圖6A和B)。接下來,我們對MTImu亞群中SOX18和TEAD2的活性進行了評分,并觀察到大鼠肝細胞癌模型中的MTImu與肝細胞癌患者的MTImu之間具有高度一致性(圖6C)。
為了驗證這些因子在MTImu相關(guān)干性中的調(diào)節(jié)作用,我們使用siRNA敲擊法耗盡每個TF,并進行球體形成實驗來評估GPNMB+Gal-3+MTImu細胞的球體大小和形成效率。Sox18、YAP和HDAC2的耗盡顯著降低了球體的形成效率(圖6D和E)。此外,Lgals3在Sox18和Tead2被擊倒后下調(diào),而GPNMB在HDAC2和Sox18被擊倒后下調(diào)。為了驗證SOX18在免疫抑制中的作用,我們在GPNMB+Gal-3+細胞中進行了SOX18基因敲除和挽救實驗,并將其與血源性CD45+CD3+T細胞共同培養(yǎng)。事實上,與SOX18基因敲除的GPNMB+Gal-3+共培養(yǎng)顯著增加了CD8+GZMB+T細胞的百分比(6.22vs.。13.7%),而耗竭CD8+PD-1+T細胞比例(9.24%比6.41%)降低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GPNMB+Gal-3+細胞中重新引入SOX18顯著降低了CD8+GZMB+T細胞的比例至9.13%,并有效地將耗盡的CD8+PD-1+T細胞恢復(fù)到15.6%(圖6F和G)。綜上所述,這些結(jié)果再次證實了SOX18在GPNMB+Gal-3+細胞的干性和免疫抑制中的重要作用。
為了進一步評估 Sox18 在 EPCAM+ 細胞惡性轉(zhuǎn)化中的作用,我們將大約 1 × 10 8 EPCAM+ 細胞(WT 或通過慢病毒敲低 SOX18)注射到 DEN 治療的雄性大鼠中(圖 6H 和 I)。 DEN 治療后 16 周時,SOX18 敲低組的腫瘤形成發(fā)生率和腫瘤大小均較 WT 組顯著減?。▓D 6H 和 I)。在腫瘤中 GFP+ 標記的細胞中觀察到 SOX18 與 Gal-3 和 GPNMB 的共染色(圖 6J)。此外,Gal-3和帶有GFP+標記的細胞的GPNMB在SOX18敲低樣品中處于較低水平(圖6J)。此外,我們在 DEN 治療后 8 周或 12 周至 16 周期間通過 Sm4(一種已知的 SOX18 小分子抑制劑)抑制 SOX18。值得注意的是,為了評估 SOX18 對腫瘤發(fā)生和進展的作用,我們獲得了 DEN 暴露后 12 周和 16 周的肝組織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從第 8 周開始接受 Sm4 治療的大鼠的癌前病變明顯少于模擬組,在 DEN 治療后第 12 周,模擬組顯示出幾個小的、白色的囊腫樣病變,這表明 SOX18 的抑制顯著抑制了癌前病變的發(fā)生。 HCC。從 12 周開始接受 Sm4 治療的大鼠并未出現(xiàn)與模擬組一樣嚴重的腫瘤,這表明 SOX18 的抑制顯著抑制了 HCC 進展。此外,在暴露于 DEN 16 周后的大鼠中,從 8 周開始抑制 SOX18 顯著減弱了內(nèi)源性 EPCAM+ 細胞的擴增及其與 Gal-3、GPNMB 和 AFP 的共染色。從第 12 周開始抑制 SOX18 并沒有顯著抑制內(nèi)源性 EPCAM+ 細胞的擴增,但在 16 周后暴露于 DEN 的大鼠中顯著降低了 EPCAM+ 細胞與 Gal-3、GPNMB 和 AFP 的共表達。結(jié)果驗證了SOX18在腫瘤發(fā)生和進展以及EPCAM+細胞轉(zhuǎn)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隨后的綜合分析結(jié)合了 MTImmu 中上調(diào)的 1,400 個基因和 SOX18 的 1,746 個靶基因,確定了 353 個重疊基因。免疫抑制相關(guān)基因,包括 Ccl5、S100a9、Gpnmb、Cd274、Lgals3 和 Mgp在 MTImmu 中明顯增加。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(yīng) (ChIP-qPCR) 測定表明 SOX18 有效結(jié)合 Cd274、S100a9 和 Cxcl2 的啟動子區(qū)域。此外,缺乏 SOX18 時這些基因的表達顯著降低。這些結(jié)果表明,SOX18是GPNMB+ Gal-3+ MTImmu亞群在惡性轉(zhuǎn)化過程中獲得免疫抑制能力所必需的。
7、SOX18、GPNMB和Gal-3的高表達與肝癌惡性程度的關(guān)系
為了評估 SOX18、GPNMB 和 Gal-3 在 HCC 中的臨床相關(guān)性,我們首先使用癌癥基因組圖譜 (TCGA) 的 HCC 數(shù)據(jù)集分析了 SOX18、GPNMB 和 LGALS3 (Gal3) 的表達。與鄰近腫瘤組織(n = 160,圖 7A)相比,HCC 患者(n = 369)腫瘤中 SOX18、GPNMB 和 LGALS3 的 mRNA 水平均顯著增加。此外,GPNMB和LGALS3之間觀察到強烈的正相關(guān)性(R2 = 0.11,P = 0.043),以及GPNMB和SOX18表達之間(R2 = 0.2,P < 0.0001)(圖7B)。
為了進一步驗證 SOX18、GPNMB 和 Gal-3 (LGALS3) 的預(yù)后價值,我們對 157 例具有長期臨床隨訪記錄的 HCC 病例的組織微陣列進行了這些蛋白的 IF 染色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鄰近腫瘤組織 (AT) 中觀察到 GPNMB、Gal-3 的表達升高以及與 SOX18 的共染色模式(圖 7C)。同時,在腫瘤(T)中也觀察到高蛋白水平的 GPNMB、Gal-3 以及與 SOX18 的共染色模式(圖 7D)。 GPNMB和Gal-3的表達與HCC患者的高復(fù)發(fā)率相關(guān)(P = 0.02)(圖7E)。此外,GPNMB和Gal-3水平高的HCC患者生存時間較短,而GPNMB和Gal-3水平低的HCC患者生存時間較長(圖7F)??偟膩碚f,這些結(jié)果表明 GPNMB 和 Gal-3 上調(diào)與 HCC 復(fù)發(fā)和不良預(yù)后存在病理關(guān)聯(lián)。
實驗方法:
scRNA-seq、SCENIC分析、RNA速率分析、RT-PCR、ChIP-qPCR、慢病毒敲除。
參考文獻:
Meng Y, Zhao Q, Sang Y, et al. GPNMB+ Gal-3+ hepatic parenchymal cells promote immunosuppress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genesis. EMBO J.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7, 2023.